（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（1 / 2）

（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）

媳妇儿，今天上午我请看门的嫚姐去看看你怎么样了，她回来告诉我，你昨晚有点发烧，体温最高时37.8度，后来降到37.4度，其它没什么大变化，让我别太操心了。我能不操心吗，这一天我不断地打听，你体温总在37.4度左右波动，医生只说这不是问题，也不说明原因。嫚姐还提醒我跟医生说说，早些把你转到普通病房。我对她给予我们的关心，以及多次给她添的麻烦，一再表示感谢。

这两天，我妹夫也多次对我、对你父母说：“三嫂的生命体征已经稳定，各项指标也没有大的问题，要尽快转到神经内科，转的越早对三嫂的治疗越有利。”妹夫是医生，非常清楚ICU与普通病房的功能，他所说肯定是对的。

下午三点多，我去找覃大夫，问什么时候可以把你转到普通病房，他眼一瞪，大声对我说：“在ICU多好呀，普通病房有这好的条件吗，着什么急！她血压、体温还不稳定，转什么转？”他这种态度，把我弄得灰头土脸，非常尴尬。我纳闷了，他今天说的话与8月28号所说的话怎么正好相反呢？怎么和你弟弟的说法一样了呢？

我知道，8月28号之后，你弟弟更加抓紧了与覃大夫等人拉关系，甚至晚上开着车到人家家里去，看来他是想方设法要把你留在ICU啊。难道这是他找的那些专家的意见？

媳妇儿，你恐怕还要在ICU待一阵子。

昨晚，我给你写了儿子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，今天又想起有愧于儿子的两件事。因为这两件事，你曾经几次跟我说：“你这个工作狂，太对不起儿子了。”其实，我何止对不起儿子，也对不起你呀！现在想起来，心里更加难受，我会因此愧疚一辈子的。

儿子出生前，北京有一个重大调研课题，要抽调我参加调研组的工作，因为你已近临产期，我向领导提出走不开、不能去，但人家还非得要我去。单位主要领导让我先去，有情况就马上回来。没办法，我不得不去，临走时，你千叮咛万嘱咐地要我二十四小时开机，随时接电话。我走后的第六天，在长沙调研，准备第二天乘飞机返回北京。就在那天晚上，我手机没电了，充电时忘开手机。早晨醒来打开手机，立刻发出“嘚嘚”响声，像放鞭炮一样响个不停，我顿时像触电一样，头皮发麻，手脚发抖，急忙点开短信，看到全是你打电话和发短信的信息，时间从晚上十点多到凌晨四点多，有好几十条信息。我立即给你打电话，是你爸接的，说你已进手术室，做剖腹产。我那个自责和后悔呀，无以言表。

当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立刻飞到你的身边。我马上找人退票买票，并给大哥大嫂（他俩当时正好在本市）、单位秘书长打电话，请他们替我去医院照看一下。航班只有下午两点多的，我心急如焚，从未感觉时间过得如此之慢，到晚上七点多才赶到医院。看你痛苦地斜躺在床上，旁边躺着脸上还是紫红色的儿子，我那个心啊，既激动，又愧疚，又心疼，不禁双眼湿润。我亲亲你，亲亲儿子，跟你说着歉意的话，你一句埋怨我的话都没说。后来，你对我说：“知道你赶不回来，当时就想听到你的声音。”你从破羊水到进手术室前，一直在给我打电话、发短信，但得到的都是失望。我知道，那个时候，你是多么希望我能在你身边呀，可是，连想听到我的声音都成了一种奢望。

儿子一岁多时，突然得急性喉炎，造成呼吸困难，你晚上十一点多带儿子去宁隼医院，医生说要切开气管，否则孩子会憋死。你当时吓坏了，但还很理智，又急急忙忙带着儿子到了医大二院，医生说不用切气管，打点滴就能好。虽然已是午夜十二点多，可每个窗口仍然排着长队，大家听说孩子危急，都主动叫你到最前面挂号、交钱、取药。这等于为你让开了一条“绿色通道”，儿子很快就打上了点滴。你后来说，这一幕非常令人感动，还是好人多呀！经过治疗，儿子的急性喉炎很快就好了。让我遗憾的是，我一周后才得知此事。那时，我作为材料组组长，正与几个同事住在宾馆写工作报告，一个多星期没有回家。儿子病得那么危险，你还怕影响我的工作，没有告诉我。我知道，你一直都在支持我的工作，但儿子的生命已经受到了威胁，这么大的事，你不应该瞒着我呀！

你说我是“工作狂”，其实也不算“狂”，只是几十年来我一直保持着“要么不干，干就干好”的朴素思想，要对得起工资，对得起良心。所以，只要走进办公室，就会无意识地立即进入工作状态，与工作无关的事情立马从大脑里清空，这已经成为自然而然的习惯。加班加点更是常态，通宵写材料不回家，工作占用休息时间就是家常便饭。平时，脑子里装的基本都是工作，很少想家里的事，很少操心你和儿子，现在想起这些，真是赧颜汗下、羞愧难当。媳妇儿，确实对不起，以后无论你是什么状况，我都会尽我所能加倍弥补，全力守护着你，否则我将死不瞑目啊！

我已经十四天没有上班了，脑子里完全没有了单位和工作的概念，岗位职责、工作内容被彻底清空。四十年